已的最下策。
于是，如何培养“生于深宫中长于妇寺之手”，不知忧惧的储君的才能，使其行为能合乎一定的规范，进而成为能治理国政的贤君圣主，遂成为政治中重要的课题。
这时候承担这一重任的正是经筵讲官，也就是翰林学士了。
所以，明代的翰林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而在经筵讲读中充当讲官的都是翰林中的精英分子。有他们当老师，对皇帝的素质的培养无疑是起重要作用的。
而翰林经科举入仕，所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多具有一番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君主的理想化。他们对君主有着极高的角色期望
无论其职能是参与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翰林的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有自己的见解，不是趋炎附势之徒。
特别是在明代以后，翰林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确实是熟读历史的公知……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社会文化的展产生重大的社会示范作用。
但是，到了明末时期，随着皇权势力的加大，翰林的作用日渐式微……原因很简单，皇权加大，就意味着地方的势力加大，表面上这两者矛盾，事实上，在独裁统治国家，大独裁者永远不会是得利最多的人……所以才会有内斗不断，不断的有清理内部的事情生。
此时，依附纯正皇权统治，才能挥作用的翰林们，自然在作用上呈无限小方向展……于是，出于内斗成本的需求，翰林开始产业化展，水货自然开始增加，因为可以用钱买到了……
等到皇权开始崩溃时，那么，翰林如狗的现象也就无可厚非，对下一个政权来说，这就等于先行买下了一个文凭……到时可待价而沽。
这里有文化惰性展的原因，也有精英开始堕落的原因。
此时，所有人都是无错的，不信就可以审判，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罪，而且精英堕落的端就是开始指责民众素质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
王翰林的文凭就是在这个期间买到的……虽然他确实参加过科举，但一直文运不佳……
还是在前两年，鲁王作为监国，却无处所去，只好被永胜伯郑彩接到厦门暂住。永胜伯郑彩拥立鲁王，实际上是重操郑芝龙挟唐王以自雄的故智，为独掌大权，后来监国鲁王又停驻在闽、浙交界的沙埕。
厦门王家，世代为商，在王翰林这一支旁系中，也只有他的学识最好，王家正好找到机会，求得永胜伯郑彩，向鲁王监国捐出白银三千两，最终买到了函授翰林文凭，就这个意思吧……
永胜伯郑彩也确实需要这种知识分子的帮助，毕竟只有这样出身的人才会在理论和道义上帮助自己，那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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